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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料社会热点汇总(一)

时间:2013-03-16 21:26:38来源:力耘网 作者:力耘培训 点击:
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资料社会热点汇总(一)

环境信息不能捂着盖着
    最近,环保民间组织“自然大学”要求公开广州一家垃圾焚烧厂的环评报告全本、污染物排放状况等环境信息,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完整、满意的回复,将广州市环保局告上法庭。
    环境信息是公共信息,属于应该公开的范围。环保民间组织要求公开,有理有据。根据“自然大学”一方的说法,广州市环保局对公布环评报告一再推诿,先说环评报告全本他们没有,继而说不该他们公布,而且要求公布的10项污染物排放状况中,也有6项没有回复。
    广州市环保局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但对公众要求公开环境信息的回应,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环境质量与百姓健康紧密相连,随着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提升,对环境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每天呼吸到什么样的空气,所喝的水是否达到安全标准,蔬菜、粮食产地的土壤环境状况怎么样,自家附近有无污染源、排放状况如何,这些基本环境信息,不该是机密文件,百姓应该关注,也有权知道。
    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对政府来说,为百姓提供合格的环境公共服务产品,靠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实现,必须依靠全社会共同参与。如果百姓连身边真实的环境质量状况都不了解,又如何参与到污染监督、污染物减排中来?
    然而,在环境信息公开的实际操作中,一些部门或个人,总是担心有的环境信息过于敏感,一旦公开,就会引起麻烦。实际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公众了解环境信息的正效益远远大于负效益。
    比如,企业的真实污染信息公开,可能会引起周边居民的抗议。但污染信息公开了,公众对污染企业可以形成更大压力,敦促其完善环境行为,尽早消除污染。如今地方环保部门经常喊人手不够,监管不过来,公众监督正好可以帮环保部门的忙。
    PM2.5监测发布的前后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2011年的雾霾天气,因为缺乏PM2.5的公开监测数据,公众只能自己揣测身边的污染。如今,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已在一些城市实施,PM2.5等特征污染物实时发布,百姓不仅能便利了解环境状况,还能以数据指导生活,规避环境风险。同时,实时发布的数据也在不断提醒政府与公众,我们面临的环境形势有多么严峻。1月中旬以来多次出现连续雾霾天,一些地方就根据有效环境信息,实施应急预案,停产限产减少污染,有力地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
    环境信息公开,怎么看都是利大于弊。即便有些数字不好看,即使污染一时难以消除,环境信息也决不能捂着盖着。毕竟,捂住了信息,污染不会消除,反而削弱了公众监督,影响治污。与其让大家胡猜乱想,不如将事实摆到桌面上,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最低消费在浪费
    你的钱包谁做主
    春节临近,不少消费者在饭馆预订年夜饭时遭遇“最低消费”门槛。市消协表示,“最低消费”推升过度消费,造成铺张浪费,呼吁有关部门干预制止。
    “最低消费”一点不低,动辄几百元一位,让工薪族望而生畏。谁的钱包谁做主,饭馆凭啥越俎代庖?年夜饭预订火爆,饭馆座位“以稀为贵”,某些商家觉得“吃定”顾客。那么,不少饭店平时也搞“最低消费”,牛气又从何来?一方面,有的饭店抓住了部分食客的摆谱心态;另一方面,与“谢绝自带酒水”类似,一些店家试图将最低消费“行规化”,谋求强制消费。
    说来说去,“最低消费”实属消费侵权的“不倒翁”。这是许久以来消协“建议”难给力的尴尬,也是价格执法部门不作为的体现。如今高层厉行勤俭节约,百姓诉求自由消费,有关部门还能“若无其事”吗?


  工资散落遭哄抢让人五味杂陈
    近日,农民工秦先生在上海街头不慎将1.7万余元钱撒落在地,周围的路人见状哄抢,路过的两辆汽车也停下来捡钱。秦先生半跪街头请求路人不要抢,却于事无补,最终只捡回3700元。秦先生透露,“钱是83岁的父亲扫垃圾赚的”。事件曝光后,有部分捡钱人将钱归还了秦先生,还有爱心市民表示愿意捐款。
    我们呼吁了多年“农民工工资不能欠”,而今秦先生和他83岁的老父亲没有遭遇老板欠薪,却要向哄抢的路人“讨薪”,实在是一种让人扼腕的悲酸场景。农民工含辛茹苦攒了一年的血汗钱,能够抢吗?看到秦先生半跪街头磕头求情,捡钱而去的路人又如何下得去手?揣到兜里又如何能花得心安理得?
    还好,有部分捡钱人将钱归还了秦先生,这是良好的发现;也有人愿意捐款补足秦先生的损失,这是美德的体现。相比于哄抢的那些人,这些人给我们做出道德榜样,他们充满了正能量。
    最奇葩的年终奖让人哭笑不得
    有媒体盘点了一下年终奖,结果有一家公司的年终奖让人哭笑不得。石家庄一白领所在的公司去年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大家都对年终奖期望很高,但结果却是每人20个馒头。这份年终奖被网友称为“最奇葩年终奖”。有网友吐槽:“老板这是怕大家赶火车饿着吗?还有更奇葩的年终奖吗?”
    年关将至,每每此时年终奖都会成为职场人讨论的热门话题,发多了自然欢天喜地,发少了甚至取消了就不免让人黯然失落。把自己绑在公司的战车上辛辛苦苦奋战一年,到头来奖励不过是20个馒头,真让人哭笑不得。年终奖比的是公司财力,更要比老板的气度,此时搞一个奇葩创意不难,转过年来面对每年春季的用工荒,再多的馒头诱惑恐怕也无济于事。


大病医保缴个税弱化社保水平
    大病医保,特别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获得应有的公共医疗资源,对这一本来有助税收向公共倾斜的政策加税,只能起到相反作用,只会弱化社保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日前在官方网站解答政策时表示:个人缴纳的大病医疗保险金不能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多数网友对于大病医保须缴个税表示不能理解。
    大病医保该不该缴个税?要先看是否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征税权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具有正当性。但就现实而言,将所有征税权利和纳税义务都用明确法律文体确定下来,还做不到。
    但是,这个依据足够支持大病医保缴个税吗?征税的目的在于持续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务。这是体现税收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大病医保,特别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获得应有的公共医疗资源,对这一本来有助税收向公共倾斜的政策加税,只能起到相反作用,只会弱化社保水平。
    而且,从大病医保的本质来看,属于国家财政对于需求群体的补贴,并不属于个人收入。个人也无法自由支配这一有前置条件才可获得的补助。将其视为工资、薪金收入的一部分并计入征税范围,更像是强制购买保险。
    个税法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表明这些项目属于基本社会保障。大病医保事关生死,何以不能视为基本社会保障?尽管近年来基本医保已覆盖城乡,但是,有了大病不敢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将大病医保列入基本医保,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近年来决策层已多次表示,要拓展延伸基本医保功能,下决心将基本医保纳入全民医保。一些地方也已经实施了类似政策。在政策导向十分明确的情况下,至少应该将大病医保免缴个税列为储备政策并积极筹备,以响应医改方向,而不是继续强调缴税的必要性。
    还要看到,即使大病医保缴个税的主要依据“个税法”,也有检视和调整的需要。改革既需要合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一个个细小环节的适应配合。作为调节财富的一个细节,大病医保免缴个税,何以不能未雨绸缪?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能听到税收“应征必征”。但是,总是看到“必征”的严肃性,而少见到对“应征”的认真研究。面对大病医保须缴个税引发的争议,有必要想一想:在“必征”的同时,哪些是“应征”的,哪些是该免的。这将决定着税收的公众配合度。


送民工返乡咋成“非法营运”
    武汉一名老板派彭勇驾车送6位农民工返回老家。途中被黄冈市团风县运管所工作人员以“涉嫌非法营运”为由查扣车辆,要求缴纳3000元罚款。结果,彭勇被迫借了1300元凑足1500元才脱身。
    无独有偶,数天前,一位安徽阜阳人,从常州带4名工友开车回老家时,在南京江宁上坊附近被运管所稽查人员拦住,称他有“非法营运”嫌疑,要罚款3万至10万元,后来降至5000元。看来,这雷锋还真不易当,老板送农民工、工友捎工友都有“非法营运”之嫌。
    假如是人货混载、车辆超载,或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而被运管人员制止,应该支持。不论什么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春节回家。若以“非法营运”之名将送民工返乡、春运“拼车”截住,并课以重罚,于情于理,皆不妥当。而且,还可以讨价还价,难逃“公路三乱”之嫌。
    春运已成“大国之痛”,“一票难求”难住了多少急于返乡的游子。春运是一场搏斗,不光拼体力、财力,还得比拼智慧。排队购票排不过“黄牛”,网络“抢票”抢不过白领,买高价票买不过大款,有好心的老板、工友捎回家,运气堪比中彩票头奖,不知有多幸福。
    针对农民工春节返乡难,早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起“顺风车捎农民工兄弟回家”的微公益活动,引起许多人的附议,一些人甚至幸运地拼上了车。网友都能体恤农民工春运之苦,千方百计帮一把,管理部门反而借管理之名进行打击,实在不近人情。
    于理不通,于法不合。按照法规规定,“非法营运”是指“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老板将农民工送回家、或工友捎工友,哪里谈得上“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哪怕熟人之间凑点路费、油费,分担一下,恐怕也与“经营”差十万八千里。你说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不是“罚款经济”都没人信。
    在国外,别说是熟人之间,即使是陌生人在路边打个手势,坐他人“顺风车”也是常事,“花最少的钱,走最多的路”甚至成为旅行者的出行方式之一。要说权利意识,他们不比我们弱,他们为啥不害怕万一出事之后的责任划分?对于民间合同行为,只要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行政部门也就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因此,无论从权利、环保角度,还是缓解春运压力角度,“拼车”、“合乘”都不应当被禁止。甚至相反,应鼓励有能力的个人、组织参与到这种活动中,通过挖潜,增加运力。


送礼广告应禁 礼品腐败当惩
    近日,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清理广播电视“送礼”广告的通知》,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立即删除含有渲染“送礼”内容的广告。
    不少送礼广告传递粗劣价值观,助长不良社会风气,再加上散发着庸俗的气息,确实该禁。此外,需要看到的是,当前,一些礼品存在过度包装的现象,重“椟”轻“珠”,“美丽垃圾”浪费惊人。有调查称,包装越美商品越走俏,机关单位是采购主力。在这种语境中,如果遏制住送礼,特别是公款送礼,不仅是对礼品过度包装有一定的遏制,也能减少腐败滋生。
    问题是,仅仅停播送礼广告,不可能遏制住送礼风。对于不少人来说,有没有送礼广告,他们都会送礼,特别是一些人送礼是幌子,实质是行贿。更有一些官员热衷于节日腐败,收礼就是受贿,自然不会拒绝送上门来的礼品。
    要禁止送礼广告,更要高扬反腐利剑,谁以送礼的名义行贿、谁以收礼的名义受贿,谁就被依法惩处。此外,需要理清两点,一是亲朋之间的礼尚往来,无可厚非,不可全盘否定;二是,广电总局要删除含有渲染“送礼”内容的广告,还得注意按法律办事,如果有的广告合法,并与电台电视台签订了合同,就不能简单地禁止了事。


官员如何过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
    一些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社会公众看到,清风正气与歪风邪气很有一番较量,后者没那么容易退出舞台。
    “过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这是中央对各级干部的要求,也是社会公众的殷切期望。然而,这一要求和期望,并不会自动变成各级干部的行为。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一些干部节日歪风邪气其来有自,颇有渊源。要想让他们改变固化的思维观念,改变多年习气,改变几成定势的方式,光有要求和期望是不行的。
    想想,节日期间的公款高消费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快感,骤然消失是什么滋味?
    大吃大喝的,度假享乐的,请客送礼的,买高档烟酒的,走访拜年的,在公款的买单下那叫一个惬意。这些行为在节日的美好气氛下,笼罩着人情味、年味,谁又感觉有什么不对、不应该呢?
    尽管这一段时间,刚性的改作风规定,使一些干部收敛了,但从高档酒进内部餐厅,到“学酒哥”事件,此起彼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息,让社会公众看到,清风正气与歪风邪气很有一番较量,后者没那么容易退出舞台。
    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要有惩治这一手。中央要求加强春节期间的监督检查。不少地方则发出严厉的警告。比如去年底,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就告诫当地各级党政官员:“两节”临近,各级党政官员严禁用公款吃喝玩乐、请客送礼,“谁在这方面出问题,谁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尽管也有不少“老油子”很懂得避风头,不想成为顶风作案的典型,不想被抓了现行,但是,不少干部就是在“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中历练出来的。他们会不断地变法试探,看看上头的决心如何,力度如何,底线在哪。如果上头对这些试探无动于衷,他就会不断放宽尺度,乃至肆无忌惮。进而,各方左右看看没事,也便纷纷出头,你行我效,终致歪风弥漫。
    因此,监督也好,警告也罢,抑或是“惨重代价”的厉言,最终都必须变成带电的“高压线”。如果不带电,就谁都敢去碰。如果不动真格下重手,就谁都以为你是闹着玩的。老虎不发威,别人就当你是病猫。
    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就是在节日期间吃点喝点送点,至于吗?难道还要让被抓住的人被纪律严厉处分乃至丢官?这种心理,即使在监管者那里也未必没有。须知,乱花公款,即是吞享民众财富;不听严令,即是不忠之辈。这样的干部要他何用?
    从根本言,风清气正,还是得靠民众监督。干部群体一如封闭小屋,气不流通,是难有清风正气的。民众监督若流动的空气,能够把干部的浊气、污气、邪气荡涤干净。但前提是,主管部门得打开窗户,让空气进来。


对伍皓“微改革”不必求全责备
    伍皓主动公布车牌之举,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又与公众愿望合拍,理应认同。
    大年初一,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官方微博爆出“猛料”,公布了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的公车牌号“云G99099”。伍皓证实,他主动要求公布了他的公车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
    伍皓自曝公车牌号,立刻成为舆论焦点。很多人叫好,也有很多人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是:作为副厅级官员,伍皓没资格享有专车待遇。日前,伍皓专门作出回应称,不是“专车”是“公车”。他同时表示:主动公布车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国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能坚持“微改革”,就可能汇成改革的最强音。
    公车私用,是久治不愈的顽疾。自上而下的公车管理制度和改革,时常遭遇自下而上的“软抵抗”,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无疾而终。社会公众,仍在翘首以待。现实条件下,公车改革能否积滴水为大川,形成不可逆之势,进而带动三公消费改革的破局,官员的自觉配合起着重要作用。毕竟,在政府主导式改革中,官员的态度和立场是重要矢量,既可能影响改革的方向,也会影响改革的成本。伍皓主动公布车牌之举,既与治理三公消费方向一致,又与公众愿望合拍,理应认同。如同此前不少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一样,这样的愿望,都应该成为破冰正能量集聚的开端,而不是套用理论上的正义求全责备。
    其实,伍皓自曝车牌,与此前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试验一样,都表明了体制内呼应改革的愿望。个人愿望固然单薄,但也表达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表明,公车改革存在社会愿望与体制愿望的交集点,这种交集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有了这个交集,才可能有稳妥而高质量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设置,而应具有接地气并能得到响应的现实底色。
    从这个角度说,伍皓是不是有资格坐专车,是否把公车当专车用,并非关键所在。涉及体制层面的系统性改革,都不是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可以追求高标准的纯净的实验环境,而公车改革,说到底是官场利益和官场惯性的重新调整和适应,求全责备,只会分流主动改革的意愿,造成改革成本的增大,而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进。
    在一般概念里,恶猜公权,固然可称作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维前提,但是,不能恶猜那些愿意改革之举,无论是叫微改革还是其他。即使这种举动不那么完满,却也是值得呵护的萌芽。


海南旅游乱乱在职能部门
    零团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不在“团费”高低,而在旅游市场的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之横行。
    每逢春节假期,吐槽海南旅游市场似乎成了惯例。近日,央视等多家媒体再次聚焦海南零团费、导游高回扣等问题。虽然年年曝光,却依然看不到此乱象有望终结的迹象。
    零团费并不是海南旅游的特产,云南、港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都曾深受其困扰。国家旅游局早在2007年就部署过针对零团费的严打,但收效甚微。
    查禁零团费并非无法可依,2009年新修订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就涵盖了诸多整治零团费的细则,国家旅游局也曾在201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督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工作意见》中,明确要求业界摒弃以零团费等招徕游客的模式,“若出现诱导、强迫游客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违法行为将受到严肃处理”。
    在网上稍加搜索,不难找出旅游部门为零团费开出罚单的个案,但比起明滋暗长的零团费来说,发生数与处理数着实相差悬殊。至少在业界,早已对零团费见惯不怪了。那少数被罚者,也多被认为是“隔墙扔砖”砸中的“倒霉蛋”。零团费禁令虽被三令五申,但无视者众。
    按理说,零团费并不难识破。游客在报团时,面对零团费难道就不曾怀疑?团费里的“坑”终究要游客来填——或增加自费项目,或在购物点多逗留。只要在出行前做做功课、查查攻略,自然知道哪些购物点的“特产”不能买,哪些自费景点不可去。但问题是,游客并非都是经验丰富的驴友。既然是报团出游,自然多停留在浅层次的观光游上。而报团游又是一个很少回头客的服务市场,一些不良旅行社因此展开“先骗来再宰”“能宰一个是一个”的恶性竞争。
    其实,零团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不在“团费”高低,而在旅游市场的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之横行。单纯从旅行社和导游入手,去遏制旅游乱象注定难有成效。因为零团费的根不在旅行社,而在诸多不良景区及购物点。试想,要是没有自费景点和购物点的高额回扣,又怎会有零团费?
    因此,对零团费的查禁不能期待旅游部门的“独家行动”,而要多部门齐头并进、协同执法。旅游市场中的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不仅关乎旅游部门,更关联着众多执法部门,如工商、税务、物价、质监、公安等等。如若各职能部门均能依法履责,又怎会发生价格欺诈、强迫消费?
    当然,畅通旅游纠纷投诉和处置渠道,也是遏制旅游乱象的必要举措。一些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之所以发生,就是看准了游客通常日程安排较固定,经不起投诉或诉讼的折腾。如能运用好旅游巡回法庭等司法创新,快捷受理并快速处理旅游纠纷,就能大大提升违法成本。
    旅游是典型的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法治文明的依赖更高。旅游乱象的遏制,也需要一个真正实现了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治环境。


显摆压岁钱挨打成年人之过
    石家庄10岁男孩向同伴炫耀春节期间收到4000元压岁钱,遭到4个同龄孩子围殴,让压岁钱这等平常事显得有些复杂起来。
    咱先不说孩子,因为任何孩子的问题都有家长的原因。家长有什么问题呢?您想想,一个10岁的孩子,一下子有那么多钱,他知道怎么用吗?家长有没有借此机会教教孩子怎么管理钱财。您别笑,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对于10岁的孩子来说并不算早。退一步说,父母至少应该告诉孩子不能拿着这么多钱外出吧,您也不怕被哪个心术不正的人盯上?
    当然,最不能理解的是那4个打人的孩子:就因为别人的压岁钱比自己多,就动手打人?虽说这些年流行“羡慕妒忌恨”之类的说法,那也只是成年人间的调侃,没成想,这些孩子竟来真格的。对这些孩子,批评是必须的,但真正该反思的却是他们的父母。


拆区长家围栏还要拆监督的围栏
    对官员的行为不断进行晾晒,他们才会更加勤政廉政。也只有经得起晾晒,官员才是百姓眼里的好官。
    针对网曝浦东新区一副区长占“2600平方米豪宅”一事,上海有关部门回应称,实地初步核实其家庭在自家宅基地上的所建房屋,主楼建筑面积为246.88平方米,辅助平房建筑面积为63.04平方米;目前,建在该房屋及承包地外围的围栏墙已经拆除。
    从2600平米到300多平米,这个差距不是一点,为何爆料人如此不懂算术?是其有意夸大,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不说,“2600平方米豪宅”很能吸引眼球,单纯从引起注意的角度看,目的已经达到。但透过这一事件,也许问题的焦点不在所谓豪宅,而在于那个围栏墙。回应没有透露承包地的面积有多大,但围栏墙的拆除本身亦含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
    这个围栏墙把房屋和承包地都圈了起来,给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便是,这都是他家的。不论这样的圈占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但给别人感觉有些异样是肯定的。因为承包地的属性和宅基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没有所有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你无权把承包地圈成自己所有。另外,他人也会由此生疑,既是为官,怎么还会有承包地?正如上述有关部门所称“对于反映的其他有关情况仍在继续核实中”,围栏墙和承包地的问题其实也有待进一步回应。
    作为社会公众,对于被这种网曝的误导,感觉总是有些不爽。但爆料所揭示的问题,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公众对官员的严苛要求。只有自身无缝、干净,官员才不会成为监督、爆料的对象,即使被监督,也会清者自清。很多爆料的缘起,总是缘于一些官员的行为引起人们的疑忌,更何况一些官员的行为本身确有瑕疵?有些猜疑未必是真实的,但既是官员,就必然经得起这样的晾晒。
    在相当意义上说,正是有监督的存在,才使一些官员去主动规约自己的行为。“表哥”“表叔”受关注,一些官员就不敢戴名表了。公款大吃大喝被监督,一些官员就不敢如此这般了。这便是监督的力量。也许有人说,不戴表、不公开吃喝,并不代表一些官员不腐败。但是,只要监督无处不在,从总体上看,官员的行为还是会总体上受到规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此次豪宅监督一事来看,如果没有网曝,也许围栏就不会拆除,有关官员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应当守边界。尽管这种官员的行为规范,相较于那些大贪腐者来说过于微末,但很多大腐行为的发生,却也正是起于这样的微末。在这个意义上,对官员的行为不断进行晾晒,他们才会更加勤政廉政。也只有经得起晾晒,官员才是百姓眼里的好官。


重奖难消地下水污染之争
    公众不妨借此事件,进一步了解当前国内地下污染状况,思考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这样才不至于动辄陷入道德批判的困境。
    近日,网传“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引起了极大关注。但据潍坊市回应称,该市环保局已排查企业715家,暂未发现帖文反映的问题。目前,该市公布有奖举报办法,对相关举报人最高将奖励10万元。
    从年前关注空中的灰霾,到年初热议地下水污染,这说明公众环保意识在提高,也表明生态污染已大举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污染细胞的扩散,没有退路的人们只能奋起反击。任何逆反时代潮流的做法,都将遭到公众唾弃。潍坊重金悬赏“求举报”,如果是看到人心所向,从而积极作出回应,不妨加以肯定。
    不过,这种做法却让人嗅到一点赌气的意味。此前网上传出,当地派人到北京,试图通过运作阻止媒体曝光问题。一时间,微博上风声鹤唳,充满“成败只在今夜”的紧张气氛。如今人们看到,相关报道非但得以公开,当地还放出“最高奖励10万元”的话。不排除这是当地了解网上舆论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而从这里可看出当地急于化解公众质疑的心态。
    但应该说,当地要想消除公众顾虑,关键还是要采取切实行动。重赏之下有无“勇夫”,这且另说。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和手段比公众多,应承担起逐一排查企业的责任。对那些已排查的不存在问题的企业,则有必要公开相关信息,让公众进行判断、监督。例如,当地采取何种排查手段,排查过的企业为哪些,监测的数据结果是什么?这些信息都有必要公之于众。当地若只是摆出悬赏的漂亮姿态,却避开信息公开这个实质问题,恐怕仍难以赢得公众信任。
    同时,需要厘清的是:当地目前的地下水污染情况如何,企业在这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答案仍不清晰。何况,这种地下排污技术是否合法,企业何以千方百计往地下排污而不愿意进行污水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专业解答。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搞清楚,公众的愤怒或将沦为非理性的发泄。
    批评公共部门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这同样有赖于公民理性力量的壮大。在许多情况下,批评公共部门也是一种“技术活”。越是有“技术含量”的批评,越能体现公民社会的成长,而缺乏专业素养的质疑,则有可能把公共部门推向错误的路径选择。近年来,网络舆论风生水起,这为公众监督提供了大舞台,但因此也出现了公共部门被非理性情绪牵着鼻子走的现象。可以说,公众不理性与公共部门不理性,一样都是法治社会的敌人。
    回到事件本身,公众借此发泄对环境污染的愤怒,或者政府部门赌气般地回应公众质疑,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当地政府应依照相关法规,认真排查企业,全面公开信息,这才是处理问题的应有态度。而公众不妨借此事件,进一步了解当前国内地下污染状况,思考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这样才不至于动辄陷入道德批判的困境


带薪休假成画饼根在执法不严
    一纸“纲要”落实不了“带薪休假权”。权利保障还得回到法治的原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有媒体甚至推算出,公众每年可增加1至2个类似于黄金周的度假时段,有望年增旅游收入500亿元。
    翻翻法律不难发现,“带薪休假”本是一项法律权利——早在1995年起施行的《劳动法》中就有明文规定。2007年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更是具体规定了带薪年休假的操作程序。本该落实的法定权利,为何出台多年后还要等上7年才能“基本落实”?个中原因,着实令人深思。
    法律应当得到尊重,法律更应得到切实施行。有法必依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绝不应成为落实带薪休假权的动力,而只能是带薪休假权得到落实的附带结果。一个追求法治的时代,公权力部门理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对于中国来说,法律权威的树立、人权保障的实现,远比每年几百亿元的经济收入更重要。法治思维不同于经济思维之处,就在于法治优先。
    当然,法律权威和人权保障并不排斥经济收入,相反,法治还是增收的基础与有力保障。《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只是一张旅游业的发展蓝图,它并不是法治发展的蓝图。虽然“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但我们并未看到保障权利实现的具体路径。这张旅游业的蓝图也不可能提出应对“带薪休假权”形同虚设的具体举措和方法。有法尚不依,一纸“纲要”又如何能让企业主或用人单位心甘情愿地积极保障职工带薪休假权?
    回过头看,“带薪休假权”之所以沦为纸上画饼已多年,表面上似乎是劳资双方权责与地位的不平等所致,但这背后,仍与劳动执法部门的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紧密相关。劳资双方天然不平等,劳动法向劳方倾斜,是理顺劳资关系的必需。而如若法治不彰,资方恣意违法劳动者却得不到执法部门的救济,权利虚置就成为必然。不要期待资方的道德发现,先落实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的法律责任制度才是正途。
    所以说,一纸“纲要”落实不了“带薪休假权”。权利保障还得回到法治的原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每逢岁末年初,舆论对“欠薪”总是格外关注。其实,“欠假”和“欠薪”一样可恶,一样伤害了劳方的基本权益。“欠薪”要整治,“欠假”同样需要整治。这里所说的“整治”,本是法律本身的要求,而绝不是基于发展某个产业的需要。希望各级劳动监察部门能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希望各级司法部门能够发挥司法监督应有的作用,这样,被“欠假”的劳动者才会越来越多地敢于向企业的不法行为说“不”。


严控以人查房阻碍官员财产公开
    只有从住房、存款等各项具体的财富载体的监督入手,推进公开化、透明化,才能给力反腐,最终使官员廉政。
    当“房叔”“房婶”事件让人们欢呼监督的力量时,一道监督的闸门也被悄然关上。近期,一些地方严格控制用姓名查询他人房产信息。对于官员来说,这个住房信息系统,即是这道监督的闸门。
    不必讳言,严控以人查房,首先是基于一种居民信息保护的目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如果公民的个人财产状况他人可以任意获取,那即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一种侵害,最终必然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然而,官员属于公众人物,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因而其隐私权必然弱于普通公民。同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是透明治政的表征,也是文明大势。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财产并不必然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公众有权了解官员的财产状况。
    住房信息系统的建成,为实现公众对官员财产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为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落实,都打开了一个极好的窗口。对权力的制约,对官员财产的监督,当然离不开各种制度的配套,靠一项制度的单兵突进,也必然是走不远的。但是,这种监督总是需要突破口的,住房信息系统就是这样的突破口。没有这样的突破口,很多制度往往就难以推进,而是停留在口头上。官员财产公开的步履维艰,就与缺乏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口有关。
    但是,当公众还来不及为这个突破口欢呼时,这扇监督官员财产的窗口就被迅速地关上了。尽管这样的举动也的确保护了普遍居民的财产隐私权。从官员财产公开进程来说,这一关上闸门的做法乃是一种退步,使多少官员心中悬着的石头由此落地,也就由此阻滞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落地。
    从腐败的严峻形势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多么的紧迫而必要。而从实际监督效果看,在这一制度还未落地之前,通过住房信息系统打开的一个小窗口又是多么的令人期待和重要。“房叔”“房婶”“房姐”的曝光从一个侧面表明,官员搞腐败,财产是其聚敛贪腐财富的一个重要载体。只有从住房、存款等各项具体的财富载体的监督入手,推进公开化、透明化,才能给力反腐,最终使官员廉政。
    与这种严控以人查房的措施相比,相关解释却显得遮掩。比如有的地方说,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的不正常流出,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个人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社会各界也颇为关注。还有的说“房叔房婶事件和查册变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又不完全是因为它”。这些遮掩,实质上都在回避一个明确的问题,官员的房产该不该被公众公开查询?我们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如果公众看不见这个笼子,或者看见了却无法靠近它,这种关住权力的笼子还有多大威力?


20万元悬赏环保局长该接招
    16日,浙江省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博上爆料称,温州市瑞安仙降街道一河流工业污染严重,橡胶鞋厂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如果环保局长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他就拿出20万。瑞安市环保局局长包振明告诉记者,该河流是受生活垃圾的污染,并非工业垃圾。
    20万元邀请环保局长下污水河游泳,环保局长敢不敢接招?从报道看,包局长无心应战,先是否认河面上的垃圾是工业垃圾,继而称加大垃圾收集力度,但我认为“环境保护不能单靠政府,也要大家共同维护”这种姿态缺乏足够的担当,不敢下水游泳倒也罢了,直接否认橡胶鞋厂的污水直排入河,显然轻率,因为连一些橡胶鞋厂的老板都承认,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在河里。
    当然,所谓的20万元悬赏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通过悬赏以吸引民众关注河流污染,倒逼环保部门恪尽职守,依法严惩水污染行为。对于环保部门来说,不管有没有悬赏,都应该治理河流污染,而不是等到公民悬赏、舆论关注了才出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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