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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料社会热点汇总(二)

时间:2013-03-16 21:29:14来源:力耘网 作者:力耘培训 点击: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资料社会热点汇总(二)


“城市管理”不是“城管局”管理
    城市管理更主要的内容其实是服务,这也非单单指向“城管局”,而是面向所有的公权力机构。
    《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将于3月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被媒体贴上了中国内地首部“大城管”地方性法规的标签。据称,这是2010年7月武汉开展“城管革命”的延续及发展,它突破了以往“城管只管市容环卫、违章建筑、公共设施”的狭义概念。
    “城市管理”本就包罗万象,被狭义化的“城管”其实指向的是“城管局”——这是一个“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国家机构中本无“城管局”,城市管理原本也没有“城管局”,因为所有的行政执法部门都或多或少担负着城市管理的职能。就拿城管局常担负的路面执法来说,涉及城建的有城建局,涉及卫生的有卫生局,涉及工商的有工商局,涉及治安的有公安局……对机构齐备的行政系统而言,要为路面发生的违法行为找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其实并不困难。
    但在趋利避害的部门保护主义影响下,大量繁琐而艰苦的外勤及难以执罚的处罚权纷纷被行政职能部门抛弃,这才有了“特别能战斗”的“城管局”。试想,若能轻松执罚,又有哪个职能部门会舍得放权?
    一个事实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针对“城管局”作出了直接规范——既没有一部“城市管理法”,更没有一部“城管局组织法”。最紧密相关的上位法依据来自《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而观察各地的城管局设置,早就突破了这一法条划定的界线。
    当然,各地争相设立城管局,也自有其内在的原委。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至少对于提升执法效率大有裨益。但城管局毕竟不能替代原有的行政职能部门,如何理顺城管局与其他行政职能部门的关系,避免出现“无利蛰伏,有利早起”的病灶,就成为一大难点。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武汉这一号称“大城管”的地方性法规,正是要解决这一实践中的难题。比如,针对噪音扰民,“条例”就明确了四个相关部门的执罚权限。以“条例”的形式厘清权力的边界,不但有助于各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履责,也有利于市民依“例”监督。当出现相关部门推诿塞责时,对照条例便不难找出不作为的部门。
    应当注意的是,处罚只是管理的一个方面。城市管理更主要的内容其实是服务。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并未看到“条例”对于提升城市管理服务质量的努力。期待另有续接的“城管革命”能够带来更多服务于市民的公共产品。当然,这里所说的城市管理“服务本位”,也非单单指向“城管局”,而是面向所有的公权力机构。


地下排污环境监管在哪儿
    潍坊地下排污事件暴露的不仅是“有没有地下排污”的问题,还对国内生态保护与环境监察制度提出了疑问。
    山东潍坊企业地下排污之谜尚未揭开,网上又惊现据传出自当地环保部门的“紧急通知”。“通知”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已到潍坊暗访调查,要求企业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各厂区不得将任何液体倒入雨水管道。当地环境监察支队否认发过类似通知。有媒体证实,这份通知确实是当地一家企业所发。
    虽说当地环保部门没有直接发通知,却难以排除通风报信之嫌。这份通知一开始就说“接市环保紧急通知”,且对央视到当地暗访调查具体时间“了如指掌”。企业如果没有得到可靠消息,何必这么写,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当然,这既有可能是环保部门主动告知,也有可能是该部门人员私底下透露风声。而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表明当地环保部门与企业存在利益关系,监管部门或可顺藤摸瓜,就此展开调查。
    就算当地环保部门与此事无关,这份通知也说明不少问题。通知要求,企业要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这就让人不明白了:如果污水处理站一直是在正常运行,这番强调岂不是多此一举?这是不是说,虽然企业有污水处理系统,但平时都是当作摆设?通知又要求,相关厂区将生产废水提升到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站,以免水位过高,导致生产废水渗漏到雨水管道中。这是否同样说明,相关厂区平时确实存在类似情形?看到这份通知,难免让人怀疑相关企业是在临时抱佛脚,紧急应付媒体暗访。那么,其他企业是否也如此?
    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如果当地企业并未做好日常污水处理,那就说明环保部门存在监管缺位。说严重点,这还可能是环保部门有意睁一眼闭一眼,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而如果环保部门连日常监督都没做好,是不是有理由怀疑当地此前宣称已排查715家企业,不仅可能是在敷衍了事,甚至还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环保部门连企业日常污水处理都监管不到位,人们又怎能相信,当地不存在地下排污现象?以上种种问题,不妨留给当地有关部门去解释。
    更要看到一点,假如当地环保部门向企业通风报信的事实成立,人们便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肩负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已然成为保护污染企业的一个污染源。继续追问下去,如果这种情形在潍坊一地发生,是不是也可能同样存在于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就此而言,潍坊地下排污事件暴露的不仅是“有没有地下排污”的问题,还对国内生态保护与环境监察制度提出了疑问。在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潍坊地下排污事件理当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以及制度反思的起点。


监管缺失还有多少校服坑人
    6日,上海市质监局对上海市生产、销售的学生服质量进行了抽查,在抽检的22批次产品中,有6批次不合格。一家叫做上海欧霞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冬季校服被检出致癌物质芳香胺。17日晚,涉事企业所供货的50套学生演出服被扣押。21所学校的26444套校服暂停使用并送检。
    在这起毒校服事件中,质检部门的表现令人称道,先是在抽检中发现问题校服,而后迅速扣押服装,生产厂家欧霞公司也被立案调查,这是上海对学生服质量首次立案。生产厂家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校方、教育主管部门也难辞其咎,上海市教委已经承认监管存在漏洞。一个细节是,欧霞公司2009年、2011年学生夏装被检出ph值超标,2012年二季度学生服春夏装使用说明标签不合格,屡屡登上质监“黑榜”为何还能一再成为学校的香饽饽,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毒校服事件暴露出监管缺失,也折射出制度漏洞。现实中,校服没有准入门槛,能够生产服装的基本都能够生产校服。如何选择厂家,决定权在需求方,谁向服装厂订货,服装厂就为谁生产校服。校服企业无准入门槛,再加上牛栏关猫的监管疏漏,校服自然难有质量可言。由此,其他地方也有必要发起排查行动,看看还有多少毒校服在坑害孩子?


“学习粉丝团”被围观说明了啥
    微博空间,更加呼唤开放、开明的政治生态,善用粉丝团微博等交流平台,以平民化、民间化的方式公开和传播政治信息,既增加高层领导人的亲和力、塑造良好形象,又增进百姓对政府的了解和理解。
    从“学习粉丝团”到“向李学习”,近来一系列关注领导人的粉丝团微博纷纷出现,赢得了大量粉丝,聚集了不小人气,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微博时代官民怎样良性互动、领导干部形象如何塑造等问题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导人粉丝团微博的博主均自称是“打工者”,有意突出其民间行为、草根身份。其实,这种“草根传播”的特点,不只是体现在博主,更体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网民自发参与、广泛转发、热烈讨论,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关注领导人、关注中国改革发展的民间舆论场。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响,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度?关键还在于,除了新闻媒体报道之外,通过微博渠道,更多人了解到了领导人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细节,这些细节展现在每个人跟前,显得亲切。在这些细节之中,让大家感受到领导人更亲民、更平民化的一面。
    再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甫一亮相就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暖人心、振民心,到李克强“万事民为先”,想的念的是老百姓的恼火事、烦心事,以及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的改作风、反浪费、走基层、促改革等一系列新举措,亲民务实的风格,这些都极大地拉近了领导人与公众的距离。
    古语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果说领导人的亲民做法、为民举措是“自上而下”的接地气,那么微博粉丝团大量涌现、民间舆论的支持,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这两种趋势的相互激荡与交融,其实从不同层面推进着政治生活的公开透明,加强了执政者与广大民众的密切联系,从而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有句话说得好,传播力决定影响力,透明度决定公信力。在网络尤其是微博空间,更加呼唤开放、开明的政治生态,善用粉丝团微博等交流平台,以平民化、民间化的方式公开和传播政治信息,既增加高层领导人的亲和力、塑造良好形象,又增进百姓对政府的了解和理解,就能够在良性互动中深化政治信任,为深化改革、攻坚克难聚合正能量。
    领导人的亲民示范、公众的热烈拥护,也在启示各级干部,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体世界,封闭和排斥都不是出路,只有用公开透明的力量锻造自身,才能真正融入群众、赢得信任。


感动中国更要行动的中国
    道德其实并不高深,道德不难在理论,而难在践行;不难在一时一事,而难在长期坚持。
    每年这个夜晚,总会有很多观众端坐在电视机前,等着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给予他们的感动。他们也许早就从媒体看到过其中的许多事迹,但还是愿意被再“系统地”感动一次。
    喜欢感动和能够感动的人都是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感动的基础,其实是我们内心已有的道德和良知,是我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因为有,所以才能共鸣;因为渴慕,所以才被感动。在今年的十大“感动”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科学家林俊德和民办教师张丽莉的敢于牺牲;看到了12岁姑娘小何钥、农村妇女高淑珍以及台湾老兵高秉涵的爱心与奉献;看到了南海卫士李文波、“卧底局长”陈家顺以及歼击机设计总指挥罗阳的爱岗敬业;当然,还有陈斌强以及周月华、艾起夫妇所体现的孝行与爱情。
    也听到一些人说:年年的感动,都是那么些事,大同小异,已经审美疲劳了。的确,每一届感动中国的人物,感动我们的总是这些理由。但道德其实并不高深,道德不难在理论,而难在践行;不难在一时一事,而难在长期坚持。
    因此其实不太喜欢“年度精神史诗”这个词,它多少带着些许煽情,道德从来并不宏大和高调。那些感动我们的平凡人物的行动,从来都只是听从内心简单的道德律令。
    因此也理解部分人口气中的一点轻描淡写。这些人,不能全部简单地归入玩世不恭派,他们中的有些人,其实心头热得很,他们的话甚至带着那么一点恨铁不成钢,一点愤世嫉俗。潜台词是,行动才是正途。
    《感动中国》的节目,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十年。十年对一个节目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感动中国》的存在是需要的,它是润物无声的道德宣传诸多举措中的一种。但不必因此高估《感动中国》的意义,它对一个有道德感的平民的感染力量,也许不比雨中一个女孩给乞丐打伞,或者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大家争着让座更强。
    有时候,感动往往也会遮盖一些东西。我们需要看到,在这些感人的事件背后,还隐藏着部分老无所养、病无所依、残疾儿童无人照顾——这些仅凭借道德善举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们还需要看到,从十多亿中国人中,要找百十多个感动人物并不难,但是,社会道德的建设,难以只凭道德感召,还需要法治的力量。否则,《感动中国》的力量,甚至无法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我们不仅需要感动,我们还需要行动。


反奢华消费还得靠制度
    20日,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说,春节各地高档酒店的高档菜肴销售明显下降,燕窝、鲍鱼类下降约40%,鱼翅下降70%以上,高档酒店食品礼盒销售额下降45%,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酒销售也明显下降。
    春节鱼翅销售下降七成以上,燕窝、鲍鱼降四成,这说明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和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经初见成效。毋庸讳言,燕窝、鲍鱼、鱼翅并不是谁都消费得起,茅台、五粮液也不是寻常人家的常备酒,从媒体公布的情况看,公款是奢侈消费的主力军。因此,只要管住了公款吃喝的嘴,就能有效管住舌尖上的豪奢消费。
    遏制奢侈消费,应避免一阵风。而建立长效机制,不能单靠官员的道德自觉,也不能只要求舆论监督单兵突进,更应该从源头抓起,比如一些官员花纳税人的钱如流水,这就倒逼预算制度健全起来、问责机制硬起来。


管制权力和管制刀具同等重要
    行政拘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理当慎用。警方的执法权必不可少,同时又必须规范。管制权力和管制刀具,其实是一个道理。
    郑州市民吴伟春近日因在钥匙链上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被郑州警方行政拘留3日。媒体称,吴伟春所携带的小刀系在正规超市购买,刀身长63毫米,刀鞘长95毫米。这起看似寻常的治安案件昨日引发众多网民争相吐槽。质疑者对管制刀具的标准颇为不解。还有网民担忧,若如此尺度的执法得到认同,将引发人人自危。
    的确,水果刀本是寻常人家里的日常用品。若只要拥有管制刀具就应处以拘留,恐怕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难以逃脱“法网”。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可以分开讨论的。一是警察在路面执勤中,遇到随身携带有疑似管制刀具的人,该不该查?回答是,当然应该。行人有一把水果刀无可厚非,但在公共场合把刀具挂在身上晃荡,却是不妥。只要将水果刀放入随身的包或是口袋,自然可以避免旁人的困扰,也不至被警察盯上。对于警察来说,执行法度、维护治安是他们的职责。加之春节期间又属治安案件多发的重点时段,警察对公开携带疑似管制刀具的路人进行调查,完全恰当。
    再说第二个问题,吴某所携带的刀身只有63毫米的“水果刀”,属不属管制刀具?警方言之凿凿就是管制刀,这是因为依据公安部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刀身展开或弹出后,可被刀柄内的弹簧或卡锁固定自锁的折叠刀具”,均属于管制刀具。
    这一标准是否科学,自然还可进一步讨论。但“一刀切”的认定波及太广,客观上造成了执法的难度,却是事实。吴某之所以不服被行拘,很重要的一条也在于:我是在正规商店买的,怎么就成了“管制刀具”?这样的质疑理当得到尊重,否则警方就有“选择性执法”之嫌。因为吴某的交代,已经清楚地表明有“管制工具”正在通过公开的销售行为流向社会。携带“管制刀具”要行拘,公然销售“管制刀具”当更严重,但为何吴某事后还能继续买到同一种刀具?这说明警方事实上对携带者和销售者适用了两种不同的执法标准。从“以人为本”、“标本兼治”的执法原则出发,警方也理应优先查处制造、运输、销售管制刀具的行为。
    假定吴某的确是公开携带了管制刀具,对其行拘是否合适?从媒体的报道看,吴某并非有意“公开携带”管制刀具,也没有在公共场合故意摆弄管制刀具,事后又交代了刀具来源,似可归入“情节较轻”之列。警方的“行拘三日”,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但“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同样合法,且更合乎法的精神。如果说有网友从此案出发担忧人人自危,是夸大;那么警方对吴某的行拘处罚也嫌过重。行政执法除了要遵守“合法性原则”,也应注意“合理性原则”。行政拘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理当慎用。警方的执法权必不可少,同时又必须规范。管制权力和管制刀具,其实是一个道


公厕管理不能只盯着“苍蝇数”
    透过“苍蝇数”看到的只是厕所的一角,要发展公厕、管好公厕,显然是一个复杂的文明工程,需要更系统、更接地气的制度创新。
    日前,卫生部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共厕所卫生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意见稿对公共厕所的规划布局、设施设计、设施建设与日常管理等提出卫生要求,并对公共厕所的臭味强度和蝇蛆数量等评价指标规定了限值。
    对这一新的制度设计,公众最大的关注点在“苍蝇数”上,意见稿中关于附属式公共厕所每平方米苍蝇数小于等于1只、独立式公共厕所小于等于3只的规定,引起了争议,甚至被一些网友揶揄为“神管理”。这种情景,在去年一些城市推出包含有“苍蝇数”规定的公厕卫生标准也出现过,在1998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中,也有几类厕所的苍蝇数限定。
    虽然存在争议,但“苍蝇数”的卫生标准为什么还颇受有关部门青睐?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首先,“苍蝇数”能反映卫生状况,根据以往经验,公厕夏季苍蝇数量小于等于两只时,人们基本感受不到明显臭味。而一些污水横流、臭味熏天的公厕,多存在蚊蝇盘踞的现象。规定苍蝇数,初衷还是为了直观、量化的管理。但另一方面,“苍蝇数”并不是唯一指标,不少公厕尽管蝇虫少,但依然地面脏乱、臭气熏人。此外,季节不同、地域不同,也会对卫生有不同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难以落实,操作性不够,谁来统计?谁来监管?执行的成本有多大?这些都是需要打问号的。
    其实不妨跳出“数苍蝇”的纷纷扰扰来看公厕问题。苍蝇多少只是一种末端表象,根源还在公厕资源奇缺、公厕管理不善。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的需求、人的宜居等问题凸显出来。与下水道问题类似,不少城市尽管建得漂亮,高楼大厦遍布,但留给公厕的空间严重不足。很多人流量大的地方,公厕难找,数量很少,卫生很差,与人们的“三急”需求形成巨大缺口,“如厕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城市病,女性上厕所难的问题更是突出。
    从这个方面来看,意见稿中男女厕位比例为1∶2、厕位之间应有隔断板和门、公厕应有保洁制度和配备保洁管理人员等规定,还是不乏现实针对性,对公厕卫生的改善有积极意义。但要真正破解公厕难题,无疑还需在增加供给、优化管理上有更大作为。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一些城市的成功经验看,面对需求问题,需要加大公厕建设投入力度、科学配置公厕资源,同时推进机关单位、餐馆、商场厕所的开放,从而以厕所资源多元化缓解如厕压力;面对管理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益运作、市民自律等方面协同共治,从而以社会合力打造清洁环境。
    可见,透过“苍蝇数”看到的只是厕所的一角,要发展公厕、管好公厕,显然是一个复杂的文明工程,需要更系统、更接地气的制度创新。好在,意见稿还在征求社会意见过程中,只要做好对接现实、吸纳民意、调整优化等工作,标准是可以更加完善和合理的。


僵尸官微热情背后的沙漠
    早在2011年7月,兰州市供电公司城关分公司就开通了官方微博“@兰州城关供电”,然而自2012年12月5日以来,这个官微仅推送4条微博,其中3条是其更新微博客户端版本后,系统自动生成发出的信息,仅有的一条原创微博则是对网友的“神回复”。
    “@兰州城关供电”沦落为一具“僵尸”,在官微中并不算个例。两年前,微博作为当时热门的新媒体平台,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许多政府部门也在这个热潮之中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井喷”式增长的背后,到底有多少官微体现了当初它所设立的初衷?短短两年时间,大浪淘沙,“僵尸”官微纷纷呈现。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开微博的必要,也并不是只有开通微博才能和百姓诉求对接,只是我们习惯了跟着“形势”凑热闹,当年微博成为一股潮流时,哪个政府部门要是不注册一个微博,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或许我们也不能把“僵尸官微”的全部罪过指向“网络懒政”,网络之下现实之中,真真切切和民众互动好了,官微是否存在,真的还有那么重要么?


养老金保障不公平感从何而来
    老有所养,是正常社会应该追求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且不应该因为在工作年限内从事的工作不同而有过于悬殊的区别。
    由中国社科院组织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只有17%的人认为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满足生活需要,认为不能满足的达到39.1%;36.4%的人感觉领到的养老金不公平。相较而言,公平感最强的人群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者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加者。
    这个调查结果不会令人意外。现行养老金保障体系,是先对不同人群进行划分后再加以设计的,这种设计带有短缺时代的明显的计划色彩。由于国家财政难以对所有人的养老保底,因此实行了养老金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是刺激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本原因。
    老有所养,是正常社会应该追求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且不应该因为在工作年限内从事的工作不同而有过于悬殊的区别。一个人在工作年限内对社会的贡献率多寡,与其工作性质不存在直接关联。长远来看,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填平目前存在的较大保障落差,是应有之义。没有这一步,养老金保障中的不公平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填平养老金保障落差,还会对人们的择业导向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不能创造财富的机关事业单位门庭若市,创造财富的企业组织乏人问津。尽管个人就业选择属于自由权利,但这种过于偏颇而又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不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保障“待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填平养老金保障落差,养老金资金的充沛是关键。遗憾的是,目前,养老金是否存在亏空,都没有明确答案。一种意见认为亏空可能多达18万亿,另一种意见认为亏空是个“伪命题”,即使出现亏空,国家财政也完全可以弥补。
    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未富先老”的年龄结构看,不管养老金是否存在亏空,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都是不争的事实。轻言国家财政可以解决可能的亏空也是危险的。一方面,蓄满养老金的池子,不是简单依靠国家财政拨付就能实现,而应主要依赖于市场化手段。比如,将养老金结余打造成长期战略资本,实现保值增值,以避免未来因为货币对内贬值可能造成的“含金量”不足,减轻人们的不安感;另一方面,如果说国家财政足以防范亏空风险,那双轨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由国家财政完全承担,岂不更能体现公平正义,消除人们的不公平感?
    减轻人们的不公平感,让国家财政包圆暂不现实,增加企业支付又可能有损经济。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降低个人缴纳比例的同时,让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者也参与缴纳,以此缩小落差并保证养老金结余不致下降过快。同时,从加大财政承担和提高养老金结余利用率两方面入手,使之最终成为所有人能够依赖的“未来资本”。


社会爱拼爹星二代才坑爹
    社会若纵容“拼爹”,新一代若习惯了“拼爹”而不思进取、难于独立成才,“坑爹”案例就难免层出不穷。
    解除劳教不过半年,李双江之子又因涉嫌轮奸被刑拘。如今上网搜索“李双江”,首先跳出来的链接,不是这位著名歌唱家唱过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打靶归来》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而是其子的负面新闻和对“星二代”家教失范的探讨。17岁儿子的这一次行为显然比15岁时的寻衅滋事情节更为恶劣,这对已是74岁老父的李双江的打击与影响会有多大,直令人扼腕叹息。
    养不教,父之过。每次星二代惹出事端,国人几乎众口一词,都会想起《三字经》里这句对于教育的经典总结。而李冠丰成长与变化的轨迹,几乎就是对家庭教育“养不教”“教不严”的现实演绎。少年李天一的每一阶段成长,都打着大大的“精英”字样:一路从国内名校读到国外私立高中,从“幼儿申奥形象大使”到少年冰球选手、少年钢琴家,15岁已开演唱会,平民子女若非天赋绝佳,恐怕很难获得诸多机遇。只是,我们很难知道,这份辉煌不凡的履历里,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孩子的个人努力与天赋,又有多少是父母的光环荫庇与铺路、撑场,其中有没有突破公平底线的交易或人情关照。
    为孩子创造最优越的成长条件、制造一切成功机遇,替他摆平所有麻烦与挫折,在孩子犯错时“舍不得打”,李双江老师走过的,其实也是今天中国许多为富豪、明星、高官的父母们在教育子女时的共同道路。花20多万改装宝马,听任15岁孩子无证驾驶,代滋事的儿子出面赔礼道歉、求得受伤者和解;懂得替结束劳教的儿子改名遮盖,却放纵17岁的儿子深夜泡吧、宾馆开房,以致作奸犯科——除了叛逆青春期的荷尔蒙作怪,害李冠丰自毁前程的重要根源,恐怕正是李双江夫妇的无度溺爱。
    近些年,娱乐圈渐成名利场,很多明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其名声人脉替子女经营前程,让他们搭上成功便车。而同时,一些星二代骄横跋扈、挥霍无度、惹是生非、目无法纪的行为,也渐成公众关注的焦点。
    社会失公,潜规则盛行,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固化。“拼爹”似乎已是90后、00后一代在成长每一关口都要面对的普遍问题。社会若纵容“拼爹”,新一代若习惯了“拼爹”而不思进取、难于独立成才,“坑爹”案例就难免层出不穷。
    在一代人的成长教育上,没有后悔药。如果没有一代健康守法、自强自立、踏实勤勉而又能放眼世界的人才做支撑,如果我们的“精英”不过是靠着家族荫佑与“万千宠爱在一身”而上位、精通奢侈品远胜过了解中国社会的“二世祖”,中国明天会向何处去,是很值得警醒的大问题。


官员融入微博才能克服恐惧
    官员既是微博晾晒的对象,又可能是微博生态的改变者。这种无情晾晒,首先源于官员社会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性、不公开性。
    一家杂志对2000多名中西部党政干部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五成的人或多或少存在“微博恐惧”心理。隐私被曝光,小事被搞大,“误伤事件”让无辜者“躺着中枪”等,最让他们担心。
    一方面,这样的微型调查未必有科学性,也未必能客观反映官员的真实心理状态,但从接触到的一些官员的私下聊天看,部分官员对微博的戒备甚至不满心理确实比较强烈。另一方面,正是微博的纷纷爆料,让一些有劣迹腐行的官员提心吊胆,睡不安稳。不管是什么样的心理,官员与微博的关系已经变得剪不断、理还乱了。
    微博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主要载体,作为一种大势,微博时代具有不可逆转性。正如马云刚刚在“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所说,“今天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技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它是一场革命,一个生活方式的变革,它只是刚刚开始,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你们带来了什么”。作为拥有逾3亿用户的微博,是一个比电子商务的革命更深远的社会生活变革。无论是拒绝、抵制、厌恶,还是戒备、不满,抑或是恐惧、害怕,都不该是官员应有的态度,长此以往,最终只可能被无辜卷入后又被无情抛弃。
    微博不是天生就与官员过不去,它首先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的革新,促使原有的社会生活运行必须考虑它这个变量。它甚至还会因为最初的一些不规范、不规则触动、伤及无辜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规范、不完善就想抛弃它,恰恰相反,倒是它有可能会抛弃我们。如果没有社会诸多力量的融入微博,并共同带动它向更好的规范、规则、秩序转变,它就可能失去变得更好的机会。
    促使微博进入更加良性的轨道,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其中,官员是一个重要群体。在相当意义上,官员既是微博晾晒的对象,又可能是微博生态的改变者。这种无情晾晒,首先源于官员社会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性、不公开性。如果官员都能融入微博,活跃于微博,成为微博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公众良性互动,接受民众监督,无辜官员又怎么可能轻易被击中呢?
    当然,主动积极融入微博,只能保护那些清廉的、公正的、为民的干部,很难成为腐败官员的护身符。表哥杨达才在事情刚起时,也曾及时开博答疑,原本还被一些媒体视为官员的开明进步之举,但终究还是救不了他。对于那些清廉者,主动融入微博,才能迅速实现“清者自清”,否则也可能一时被搅起的浑水搞晕。


希望小学无规划沦为垃圾站
    当一座座“希望小学”被废弃的新闻传来时,我们心中难免伤痛。在我们的印象里,万千贫困孩子都曾带着求知的渴望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在一所所“希望小学”尽情地放飞着“希望”。如今,“希望小学”怎么可以败落了呢?
    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一所35万元建成的希望小学,投入使用了仅一年半时间就被弃用,现在成为垃圾站。当地称,当初在规划校址后,未能实现多数村民搬迁过来的计划,造成教育资源浪费。遗憾和痛心之外,它更警醒着教育部门在将来规划校址时又该如何慎重。
    3年前,曾有媒体报道,湖北长阳县原有的76所希望小学,已有53所遭废弃。这些学校都集中诞生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攻坚阶段,当地村民说修建时并没有人来考察或规划。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学龄儿童逐渐减少,导致村小生源不足,教育成本居高不下,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
    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村学龄儿童减少,这固然是希望小学“败落”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是与之相比,规划选址时的随意性以及缺乏前瞻性的考虑,更是重要因素。
    如何避免希望小学废弃现象重演,是当前政府以及NGO组织共同探索的话题。


政府采购不能“只买贵的”
    政府采购制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政府采购作为典型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处在封闭运行的状态中。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披露,政府采购价格虚高问题十分突出,资金浪费严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部分地方政府去年1月至9月采购的商品,八成高于市场平均价,超过一半的商品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1.5倍以内。
    政府采购是通过集中性采购,将财政资金用到明面上,以此促进政府支出透明化,但调查表明,“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仍然较为普遍,这不仅让一项理应“阳光”的政务蒙上了阴影,而且对政府公信力也会形成伤害。政府采购价格何以高于市场均价,原因不言自明。无非是拿公共资金牟取一己之私。值得研究的关键在于,这种寻租空间何以能够轻易形成。
    政府采购的制度设计并非不完备,既有相关法规,也有实施细则。但是,实际情况是,“防火墙”起不到应有作用,审批关、招投标关和事后公告关都存在不少疏漏。以审批为例,政府采购资金需要由财政部门出,而审批权就掌握在财政部门手中,审批关口很容易形如虚设。在招投标环节,虽然程序是开放式的,但实际上政府采购方中意的企业,很容易通过围标等手段中标,导致“价低者得”成为空话;在事后公告环节,由于对于公告缺乏规范,而只公布结果,因此社会各界难以从中获得监督支点。
    政府采购制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政府采购作为典型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处在封闭运行的状态中。买什么、向谁买、怎么公之于众,基本是政府说了算,外部监管力量无从介入。由于不存在一个可以真正将政府采购权束缚起来的“笼子”,所以,不出现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平均价的情况,反而会是咄咄怪事。
    还要看到,预算制度的不够科学,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了政府采购价格的虚高。一些政府单位,为了防止下一财年预算被减,总会在年底前突击花钱。预算结余多的单位,为了花完钱,宁愿让采购价一涨再涨。让政府采购真正阳光起来,正常起来,需要治的痼疾不少。其一,政府采购是政府行为,应由政府内部完成,就更需要决策民主化。其二,政府采购的相关监督权,不能过于集中,而必须分散。比如,审批权力可以交给人大,以此避免自己监管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公共财政成为阳光财政的必由之路。其三,目前仍显粗糙的招投标和公告环节,需要重新设计,使之真正发挥出监督作用。而最好的监督方式,是采购由政府完成,监督权则主要交给社会。其四,财政预算,还需向科学化专业化大幅迈进。政府部门不应是“高富帅”,而应做“葛朗台”。当政府部门的钱来得不是那么容易,花的时候需要仔细掂量之时,“只买贵的”的豪放劲儿,自然会收敛。
    政府采购,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窗口。是否得当,是否科学,是行政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行政体系改革,不妨把政府采购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


司法当成为见义勇为者的后盾
    在过错责任之外,法律中也将无过错责任列为责任认定的辅助原则。这并不是立法错乱,因为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见人跌倒扶不扶?这本不应成为困扰人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几起“见义勇为反遭诬”的个案广泛传播,令不少人对是否该伸出援手产生了怀疑、甚至是抗拒。近日送审的《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对此作出立法回应。“草案”明确,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救助人不是侵权行为人,而是好心施救人;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注意义务的,不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
    这一条款早在“草案”征求意见时,就曾引发普遍关注。及至送审再度被媒体聚焦进而引发热议,并非是因为它在地方性立法中有什么“开创性”意义,而更关乎普通人的良心挣扎。这世上,终归还是见人跌倒愿伸手者多,但却没有人会愿意因为自己的援手而被诬陷甚至被索赔。公众盼望立法能够强化对见义勇为者的支持,以减少在面对“该不该伸手”时的犹豫,这种舆情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从立法上看,深圳这一“草案”并无“创新”之处。在民事侵权责任认定上,中国尊奉过错责任为主的原则,这是常识。
    当然,在过错责任之外,法律中也将无过错责任列为责任认定的辅助原则。这并不是立法错乱,因为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如《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就当下的立法而言,无过错责任主要适用于诸如环境污染、产品缺陷、高危作业等致人损害的情况。街头救助并不在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之列。
    除了实体法的规定,程序法上也能找到深圳此“草案”的依据。如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救助人向救助人索赔,那就得证明被救助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救助人的侵害。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发生的情况,这时,主张者理当因“举证不能”而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也有更为详细的诠释。而司法实践中竟然出现要求救助人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甚至法官“依常理推断”而不是“依证据证明”来认定侵权责任,实属对法律精神的背反。
    因此,尽管深圳这一“草案”在上位法下并无创新之处,但仍有其意义。媒体的聚焦、舆论的关注有利于像“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这样的法律常识得到普及。同时这也有利于化解见义勇为者的担心,进而对促进良善的社会风气提供“正能量”。法律本就有为见义勇为者撑腰,关键就看司法者对法律的准确运用了。


 小康县逐贫根在政策调整滞后
    山西大同县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开始了艰难的“逐贫”,终于成功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待遇。而“邻居”灵丘县县城被当地人称作“小香港”,却努力藏富,力保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戴上“贫困”的帽子,意味着可以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等。单国家转移支付一项一般就可获得1亿到2亿元。正是这一系列看得见的优渥政策优惠,才让争当贫困县在各地屡屡上演。但这种“输血式”发展于脱贫有效,对整个社会的创富却不利。
    究其根本,无论是小康县还是贫困县,都缺乏科学及时的晋升、退出与审核机制,“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与“富人戴着贫农的帽子”,无不说明相关界定政策调整的滞后。此外,强争小康县靠统计数字,贫困县藏富也靠统计数字,统计失真之严重很值得追问。

 


让“裸官”赔了夫人又折兵
    群众对贪腐意见很大,中央对反腐决心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管理和监督,让“裸官”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正当其时,也正有其效。
    近年来,“裸官”成了流行词,也成了反腐新“爆点”。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这一问题。他强调,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虽然“裸官”不一定就是“外逃预备队”,但客观上说,这样的官员也确实有较大的贪腐动机和贪腐空间。一来,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更容易,也更不容易被追查;二来,东窗事发之时,或是“金盆洗手”之后,“裸官”也更容易出逃国外,毕竟有“海外关系”;三来,家属出国了,对于“裸官”而言,也少了后顾之忧,更敢“放开手脚干一场”。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官员愿意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把家属送到国外。
    如果只是少数,“裸官”也属正常。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甚至有选择国籍的自由。但是,社科院2008年的《法治蓝皮书》调查显示,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均超过半数。如果真如专家披露,中国已有118万左右“裸官”,那么,这种群体性的选择,即便不是要为贪腐找后路,也显示出这一群体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
    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再到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的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裸官”加外逃的模式,不断被复制。有人形象地把这样的路径选择总结为“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这样的总结,也启示我们该如何编织管住裸官之网。
    既然家属出国,属于个人自由,难以管住。但对于官员,这也足以构成“三部曲”的第一步。所以,对于这样的官员,尤其需要加以关注。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
    当前,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工作已全面展开,对于干部家庭情况,相关机构理应有一个大致的掌握。对于已经唱完“第一乐章”的官员,更需要进行严格监控,严查其财务状况上的异常,甚至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抽查,有效防止“第二乐章”的发生。
    而一旦进入“第三乐章”,也需有“天涯追逃”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20余项含有司法协助和引渡条款的国际多边公约,与贪官严重的“乐园”美国、“天堂”加拿大等,都建立了双边司法和执法合作机制。从赖昌星遣返,到余振东归案,都说明我们完全有能力追回贪官、追回赃款。
    群众对贪腐意见很大,中央对反腐决心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管理和监督,让“裸官”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正当其时,也正有其效。


硅胶肚皮装孕妇露馅为何振振有词
    饱尝地铁拥挤之苦的北京张女士,为乘坐地铁时有座,网购“硅胶肚皮”装孕妇。佩戴上第一天,“假肚皮”就脱落露馅,当场遭到嘲笑。羞愧难当的张女士以质量问题向工商部门投诉,最终工商部门不予受理。
    不说张女士购买的是一块论坛上网友转让的“假肚皮”,没有有效的消费凭证无从认定买卖关系,仅就张女士这种装孕妇赚座位的不道德行为选择在先,装不成就以质量问题投诉的逻辑来讲,就很值得商榷。这就比如某人买了把菜刀欲行凶,不成想菜刀把掉了,行凶未遂反过来投诉质量问题,即使有消费凭证在手,恐怕也很难被受理。
    关涉到自己的利益,无论正当不正当都振振有词,诉求不成就从自身出发谈公平论正义,很少把自己的某种利益诉求放到一个涉及多人的环境中去权衡考量,这是生活中时有所见的现象。说到底,还是人性的灰与恶,人性中的“小”需要自我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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